汪義生
黃浦江畔的外灘，是上海的標誌性景點。正是金秋十月，丹桂飄香時節，我又來到外灘。站在觀景平臺上，只見滔滔江水浩浩蕩蕩東去，浪花拍打著堤岸發出“嘩嘩”的聲響。我小時候家住在峨眉路，離外灘很近，父親常帶我們家人來此地觀景。對岸當年是郊區浦東，如今成了繁華的金融中心，歲月如流，濤聲依舊，卻已物是人非，往事又歷歷在目，又見父親的音容笑貌。
父親名叫汪有本，1916年生於婺源縣一個叫曉起的村子。那時，婺源縣還是歸安徽省管轄。聽父親說曉起村風水很好，周圍有100多棵鬱鬱蔥蔥的百年老樟樹，他小時候每天清晨都會到樟樹林裡去讀書。“拂曉即起”，這是勤勞的村民祖祖輩輩的習慣，也是這座村子名稱的由來。父親出身書香門第，他說：“我們祖上無論從事經商，還是農耕，均注重子女的教育。”崇文重教，是徽州人的傳統。
父親從小讀書很刻苦，天資聰慧，小學畢業後考取了徽州地區最好的中學——屯溪一中。學校在屯溪市（今黃山市），離家有近百里路。父親平時住校，到了寒暑假徒步回曉起的家。在中學時，父親惜時如金，非常勤奮，考進中學時，他的目標是高中畢業後報考燕京大學。然而，好學的父親生不逢時，他進中學前一年，九一八事變爆發了，日本侵佔了東三省。他到屯溪一中的那年，又爆發了一·二八淞滬抗戰。
徽州文化中自古以來浸透了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”，“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”，“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民族精神氣節。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，學校上下同仇敵愾。“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，那裡有森林煤礦……”那悲傷的曲子不時在校園裡回蕩。星期天學生們踴躍組織起來，走上街頭，抵制日貨，動員市民們參加抗日救亡，教市民唱愛國救亡歌曲，堅定國人團結禦侮的信念。1937年夏天，父親高中畢業，此時盧溝橋事變爆發，華北告急，民族危亡迫在眉睫。父親對我講述過那段刻骨銘心的經歷::校長就是當地國民黨區黨部的負責人，在校長的動員下，全班男同學集體加人國民黨。那時沒有其他任何想法，頭腦裡只有一個念頭:抗日救亡圖存。入黨後，緊接著就是動員參軍。其實不需要動員，全班28個男同學，除了一個身有殘疾者之外，其餘27個同學顧不上與家人商量 ，都志願報名參軍，大家都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，國難當頭，個人的一切都拋諸腦後了。不光是青年學子踴躍參軍，學校有幾位年輕教師也投筆從戎。父親班上的國文課教師詹先生也報名參軍。
當時形勢十分危急，父親他們這幫學生兵經過短時間集訓，便開赴南京。首都保衛戰打得十分慘烈，敵強我弱，頭上有敵機掃射，地上有鬼子火炮狂轟濫炸、裝甲車橫衝直撞。學生兵沒有作戰經驗，大家懷著對殘暴的侵略者的無比仇恨浴血奮戰，沒有一個退縮的。南京失守後，父親他們所屬部隊往西轉移，行進途中得知有兩位同學陣亡，還有一個同學負重傷。以後，父親和同學戰友隨同部隊在江西、湖南、湖北等地作戰。
1940年夏天，軍隊為了加強無線電通訊建設，在有文化的士兵中招募報務員，父親報了名。由於他記憶力特別好，被選送去深造。一幫熱血青年依依惜別，相約祖國光復時再見。那時正是抗戰最艱難的相持階段，其實，活著的人都作好了為國捐軀的準備，同班27人，此時已傷亡近半，詹先生也陣亡了。父親被派到57師無線電排當報務員，任少尉班副，隨部隊轉戰廣西、湖南一帶。
1945年，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勝利了。57師長官收到父親遞交的《退黨退伍申請》大惑不解，他對我父親說:“真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。抗戰勝利了，你是有功之臣，又是高中文化的黨員，前程無量，可你卻要退黨退伍，這不是犯傻嗎?”
父親不為所動，執意要離去。他坦言道:“當年我入黨、參軍是為了抗日打鬼子，非為謀個人仕途。看情形，國人怕是要同室操戈，自相殘殺，做這種槍口對內的事我下不了手。”父親離開部隊時，那位長官很是惋惜，還請我父親吃了餐飯。當時，父親的兩位哥哥都在上海，他便來到上海定居、成家、工作。
1949年上半年，有兩位同窗來到上海，費了一番周折找到父親。父親從他們那兒得知，經歷了抗戰和國共內戰，屯溪一中的27位同班同學，劫後餘生的已屈指可數。兩人決定去海外，想約父親一同走。父親不假思索地拒絕了:“我並不關心政黨之爭。國家長期戰亂，多災多難，滿目瘡痍，眼看戰亂快要平息，我看你們也別走了，留下來參加國家建設不好嗎？” 人各有志，兩位同學還是決意要走。三個劫後餘生的同窗、戰友在黃浦江邊揮淚分手時，大家心裡都感到陣陣蒼涼。
解放後，父親進了上海東亞電焊條廠工作。這是一家重工業企業，勞動強度很大。新中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建設熱潮，電焊條需求量極大，工廠經常加班。在那火紅的年代，父親，很興奮，他懷著滿腔熱忱投身工作之中，多次榮獲先進生產者稱號。我們兄弟姐妹四個孩子相繼出生了。當時物質生活非常匱乏，全家6口人靠父親工資維生。一家人擠在一間20平米的屋子裡，粗茶淡飯，還難以吃飽。然而，小小斗室充滿了歡聲笑語。
 (1).gif)
